厲彥林先生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著《齊風淄火》送給我，我?guī)缀跏怯靡粋�白天加一個晚上，一氣呵成讀完了這部23萬字的報告文學。此書吸引我，主要是因為它與以前讀過的有關齊文化的書有所區(qū)別。
一是作者不是大量引用文言文的經典語句去解讀齊文化，而是用現(xiàn)代視覺和接地氣的語言去闡述齊文化的內涵和精髓，使人讀來感覺作者是讀懂、讀通、讀精了文言文的經典，才敢于用自己的理解和感悟發(fā)表見解，既不失真、不走板、不離譜，又能讓一般讀者看得懂、愿意看、受啟迪。
二是作者的站立點高，能夠從“根脈”與“魂脈”、理論與實踐、傳統(tǒng)文化與先進文化的結合上，論述齊文化的形成、發(fā)展和傳承。尤其是在分析齊文化與魯文化的關系上，圍繞“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這一經典名句，得出“齊、魯文化同根同源、同生共存，相互融合，互認、包容、賦能，逐步走向‘尚一統(tǒng)、求大同’，成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主脈”的結論。
三是作者在浩瀚的有關齊文化的經典和著作中，用優(yōu)選法、透視法、畫龍點睛法、吸引眼球法、以小見大法等，概括選擇了九章39個題目，每個題目簡明易記、風趣幽默。作者告訴我，為了寫好這部報告文學，他閱讀了幾百本有關齊文化的書籍，僅在本書后面列出的“參考文獻”就有46部。這種獨具匠心的立題方式，既能體現(xiàn)齊文化的本質，又能引領讀者對齊文化的深入思考。
四是作者是在對齊文化遺址、遺物、遺存、遺跡和淄博對齊文化的現(xiàn)代傳承物品，實施調研、采風的基礎上，帶著對齊文化和淄博的真情實感寫出了這部作品。作者說，2023年，他先后五次到淄博，“努力做到親眼見，親耳聽，直接到現(xiàn)場，自己辨認和判斷�！弊髡呤且拭缮饺耍筒┮试纯h是沂河的源頭，淄博和臨沂兩地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臨沂是東夷文化的發(fā)祥地，齊、魯文化皆源于東夷文化，從這個角度講，臨沂和淄博是一家，作者是帶著對家鄉(xiāng)的深厚感情，來撰寫東夷文化、齊文化、魯文化和沂蒙精神、焦裕祿精神的。尤其是書中對焦裕祿在預感自己患病、生命有限之際，冬季穿著棉衣，借錢帶妻兒回博山老家探親，雪地里向母親和家鄉(xiāng)下跪告別等情節(jié)的描寫，不僅讓讀者動容，也充分體現(xiàn)出作者的內心情感。
《齊風淄火》鮮明地給讀者指出兩個范疇的文化現(xiàn)象。一個是“齊風”，就是對齊國文化的經典概述和描寫；一個是“淄火”，就是對淄博傳承和發(fā)展齊文化的典型文學報告。在我看來，“齊風”大致是“舉賢尚功”之風，“管鮑之交”之風，“稷下學宮”之風，“大商無算”之風，“有備無患”之風；“淄火”大致是“陶琉傳承”之火，“聊齋再熱”之火，“周村旱碼頭”之火，“焦裕祿精神”之火，“海岱書樓”之火，“馬踏湖生態(tài)”之火和“肉串燒烤”之火�！褒R風”是“淄火”的前提和源泉，“淄火”是“齊風”的傳承和發(fā)展。
先說“齊風”五個方面的文化精髓：
所謂“舉賢尚功”之風，其實質在于“法”。這是姜太公創(chuàng)立的齊文化“底座”，是支撐齊國八百余年的思想積淀和組織基礎，這種“唯才是舉”“任人唯賢”的治國方略，看似是用人、獎懲機制問題，實際上關系到齊國變革、進取、擴張乃至政治、經濟、軍事、法治、文化的立國之策和強國之法。從對姜太公封齊的創(chuàng)建，到齊桓公起用管仲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再到田齊開創(chuàng)稷下學宮成為戰(zhàn)國七雄之冠，都閃爍著舉賢尚功文化的光芒；從齊國兵學《六韜》到《司馬法》，再到《孫子兵法》提出的兵學理念，尤其是孫武的“五事”——“道、天、地、將、法”和“將”——“智、信、仁、勇、嚴”的舉賢尚功標準，更是顯示了這一文化在齊國軍事領域的運用。
所謂“管鮑之交”之風，其實質在于“容”。管仲和鮑叔牙本來是各為其主的兩位謀士，管仲是齊襄公的公子糾的師傅，鮑叔牙是齊襄公另一個公子小白的師傅。在政局混亂時，公子糾跟著管仲到魯國避難，公子小白則跟著鮑叔牙到莒國避難。齊國內亂后，兩位公子都想回來爭奪君位。在分別回齊國的路上，管仲為讓公子糾獨霸君位，便在半路上一箭射中公子小白。小白裝死，先行到達齊國，并當上國君為齊桓公。齊桓公即位后詢問鮑叔牙如何安定社稷，鮑叔牙卻力薦管仲。齊桓公說，我與管仲有“一箭之仇”，怎能用他？鮑叔牙說，他是為主子出力，他的能力遠超于我，你若用他，則“一匡天下”。管仲果真輔佐齊桓公成就春秋大業(yè)。從“一箭之仇”到“一匡天下”，體現(xiàn)的是“包容”“寬恕”“理解”和“信任”。這一文化現(xiàn)象成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一大特色�！肮荃U之交”，首先是政治需要，管、鮑都是為了國家利益和長遠大業(yè)而包容、寬�。黄浯问歉髯哉覝识ㄎ�，鮑叔牙對齊桓公說，治理國家不是我的擅長，若論治國之才、富國強兵，大概只有管仲了。孔子評價管仲：“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再次是君主對管、鮑的理解和信任。歷史證明，“管鮑之交”文化成就了齊國的發(fā)展壯大和強盛。當今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地球村經濟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凝聚人類命運共同體，更需要這種包容文化。
所謂“稷下學宮”之風，其實質在于“鳴”。稷下學宮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推陳出新、守正創(chuàng)新”思想的發(fā)源地，稷下文化是多元文化的象征。稷下學宮之風，營造了招賢納士、廣開言路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濃厚氛圍。稷下之“鳴”，正如齊威王虛懷納諫，勵精圖治，“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吸引儒、道、法、農、名、兵等各家云集而來，涌現(xiàn)出孟子、荀子、鄒子、慎子等諸子百家，使稷下學宮延續(xù)了一百五十余年。稷下學宮開創(chuàng)的一百二十多年前，孔子不辭勞苦、周游列國在講學。這兩種弘揚文化、傳授學術的方式也可能是當時齊、魯文化傳播、傳承的殊途同歸，也可能是今天的“論壇”形式與“課堂”形式的不謀而合。因此說，在中國歷史上，稷下之“鳴”與“子曰”同等重要。我們挖掘、保護、傳承兩千多年前的稷下文化，并不意味著“復古”，而是鑒古知今、彰往察來。我們可以把稷下之“鳴”，與“五四”運動相聯(lián)系，看到促進思想啟蒙和新文化傳播，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的重要；可以把稷下之“鳴”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改革的思想解放相媲美，營造又一個堅持理性和深邃，具有社會朝氣和活力，敢于突破和創(chuàng)新，體現(xiàn)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可以把稷下之“鳴”與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融合，從根本上確立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形成中國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諧格局，顯示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
所謂“大商無算”之風，其實質在于“信”。大商無算，是商業(yè)智慧，是思想境界，是政治信念。真正的大商與大家、大國一樣，在他們的命運、生涯和一切活動中，沒有算計而又無所不算，他們算的是大賬而不是小賬；算的是長遠利益而不是急功近利。正如《易經》所云：“于己有利而于人無利者，小商也；于己有利而于人亦有利者，大商也�！薄按笊讨疄樯陶撸且跃圬敻患覟槟康�，而以經世濟民為己任�！薄按笊虩o算”雖說是淄博周村瑞蚨祥掌門人孟洛川在登泰山時傳授給兒子的“經商之道”，但早在齊桓公起用管仲時就顯示出其大家風范了。他不計較“一箭之仇”，“算”的是齊國的長久之利——“一匡天下”；管仲胸襟宏闊曠達，以天下之利為利，不貪圖一時一己私利，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支撐大商無算的文化基礎是“信”。孟洛川當年面對八國聯(lián)軍焚燒北京大柵欄連同瑞蚨祥店一同化為灰燼時，他首先想到的是對顧客的誠信，于是第一個寫下告示承諾：“凡本店所欠客戶的款項和實物（有憑證）一律奉還，凡客戶所欠本店的款項一筆勾銷，本店永不歇業(yè)！”孟洛川這一主動讓利的舉措，實際上是延續(xù)了長年踐履的“誠信至上，貨真價實，言不二價，童叟無欺”的經營理念，很快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收獲：欠款的客戶紛紛介紹親朋好友成為瑞蚨祥的忠實顧客。“信”之文化，從根子上說，也是齊桓公信守與魯國簽訂的盟約時創(chuàng)立的。本來這個盟約是齊桓公被威逼時簽的，回國后想撕毀，管仲勸說他不要失信于諸侯，失信于天下，應該如約歸還占領的魯國領土，齊桓公遵從了管仲的意見。各諸侯見齊桓公言而有信，恪守承諾，都紛紛臣服齊國，從此齊桓公開始成為春秋霸主。齊國之“信”與魯國之“信”如出一轍�？鬃釉疲骸叭硕鵁o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國不立”，齊、魯都把“信”提升到治國理政的地位。由此可見，誠信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精華所在，更是構建整個社會道德體系的基礎，這就是“大商無算”之風能夠賡續(xù)傳承的本質所在。
所謂“有備無患”之風，其實質在于“備”。“有備無患”是齊國兵學的一大特色。《司馬法》認為：“國雖大，好戰(zhàn)必亡；天下雖平，忘戰(zhàn)必危。”表明既反對戰(zhàn)爭，又不忘戰(zhàn)爭準備。《六韜》卷一《文韜》篇內分《文師》《守土》《守國》《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論述作戰(zhàn)前如何充實國家實力，在物質和精神上做好戰(zhàn)爭準備。如對內先要富國強兵，對人民教育訓練，使之萬眾一心，同仇敵愾；對外要掌握敵方的情況，注意保守秘密，這樣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孫子兵法》“十三篇”可以說篇篇都體現(xiàn)了“有備無患”的思想，尤其是“知彼知己，百戰(zhàn)不殆”“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以虞待不虞者勝”等名言警句，更具體形象地告訴我們：“知勝（信息情報準備無誤）方能全勝”“威加于敵（對敵有威脅的戰(zhàn)爭準備）方能不戰(zhàn)而勝”“備戰(zhàn)方能止戰(zhàn)”。任何作戰(zhàn)平臺和機遇，都給予有準備的人。“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實際上是姜太公早已做好了被周文王重用的準備。早于秦國東長城一百五十多年修建的齊長城，是一道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備戰(zhàn)、防御、贏得戰(zhàn)爭主動的屏障。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始終堅持積極防御的軍事戰(zhàn)略方針，在很大程度上與傳承“有備無患”的傳統(tǒng)兵學文化有很大關系。“有備無患”思想實際上是中國兵學文化的“和平”底色。在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所謂的“空城計”是不存在的。所說的“不戰(zhàn)而勝”“伐謀、伐交”等，要真正取得成功，主要靠實力，既要看綜合國力，也要看軍事武裝的戰(zhàn)斗力，要想和平必須有止戰(zhàn)的實力和準備。
“法、容、鳴、信、備”蘊含了齊文化的精髓，反映出齊文化的個性特征，表明了齊、魯文化的融合、滲透和共生共存，體現(xiàn)了齊文化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尤其顯示出兵學文化的“根脈”特質。
再說“淄火”七個方面的文化要素：
“陶琉傳承”之火——從八千年前的后李文化開始，到宋金時期技藝提升，直至發(fā)展到今天淄博陶瓷業(yè)成為一張“中國文化名片”，泱泱齊文化孕育火紅的“陶琉之鄉(xiāng)”。
“聊齋再熱”之火——蒲松齡為民執(zhí)筆的《聊齋志異》，“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聊齋文化沉寂多年不鳴，刀郎的新歌《羅剎海市》一鳴驚人，不僅帶火了聊齋文化，還帶火了淄博。
“周村旱碼頭”之火——在商周時期就有散宜生搭救周文王故事的周村（當時為於陵），自古以商業(yè)聞名，成為魯商文化的起源地，傳承的是“左手捧《論語》，右手撥算盤”，以“見利思義”“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的“大商之道”，續(xù)寫“旱碼頭”“金周村”“天下第一村”的新篇章。
“焦裕祿精神”之火——齊地從不乏英雄和時代先鋒。出生在淄博，出名在蘭考的焦裕祿，作為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精神的核心是為民，這與齊魯傳統(tǒng)文化的民本思想一脈相承。淄博的山水和人民養(yǎng)育了焦裕祿，偉大的焦裕祿精神在淄博賡續(xù)傳承，英雄輩出。
“海岱書樓”之火——“稷下學宮”文化傳承至新時代，淄博“海岱樓鐘書閣”閃亮登場，它以《史記》“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閑斂袂而往朝焉”語句而冠名“海岱”，以敬仰錢鐘書先生而取名“鐘書閣”。這里以圖書為媒介，以讀紙書為樂趣，以“海岱講堂”“稷下學堂”等為文化賦能，以打造圖書銷售、文創(chuàng)活動等為文化服務，迅速成為淄博市民和外地游客的打卡地。這是《勸學》和“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之火，是“稷下學宮”的接力、傳承之火。
“馬踏湖生態(tài)”之火——處于淄博桓臺的馬踏湖區(qū)，傳說是春秋時期齊桓公會諸侯和屯兵、練兵、備戰(zhàn)的地方。齊國兵強馬壯，萬馬奔馳、眾馬踐踏，平地成湖�？滴跷迨四辏�1719），為“有備無患”，在湖區(qū)中心人工開挖一條東西向冠名為“預備河”的防洪排澇河道。如今馬踏湖一掃前些年嚴重污染的“生態(tài)赤字”和“環(huán)境透支”，被評為全國首批美麗河湖優(yōu)秀案例第一名。馬踏湖“火”了，火在貫徹“有備無患”思想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
最后說“肉串燒烤”之火——“進淄趕烤”火的不僅僅是肉、串、味和物流人流，火的是齊文化精髓�！白筒尽边@么大的動靜，首先要考慮的是管理、規(guī)范、秩序和法治，淄博市黨政機關和相關部門齊抓共管，把燒烤市場管理得井井有條，這就是齊文化“法”的力量在傳承，在發(fā)展，在起作用；燒烤火了之后，淄博人民對外來顧客的包容之情，更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這就是齊文化的“容”，這種包容性越深入持久，對齊文化的發(fā)展傳承就更進一步；同時，“淄博燒烤”這么多的攤位、這么多的商品，經得起監(jiān)督，經得起檢驗，使“誠信至上”形成社會互動，成為環(huán)境氛圍，這不正是齊文化“大商無算”精神的賡續(xù)和“信”的傳承嗎？（南兵軍，齊魯文化、兵學文化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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