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老城廂的人民路與中華路，是兩條頗具特色的老馬路。與其他東西或是南北走向馬路不同，若從高空俯視，這兩條路會呈現出一個首尾相連的大圓圈。

　　有關這個“圓圈”的歷史，我們要從昔日的上海老城墻說起。

　　200多年太平無事，沒有建造過城墻

　　上海在13世紀末元代至元年間設縣之后的260多年時間里，一直沒有建造過城墻。探究原因，說法紛紜。據許國興、祖建平主編《老城廂——上海城市之根》一書梳理原因：“其一，當年邑人大多靠江海營生，捕魚、曬鹽、耕織為主，素習武藝，不懼�？苓M犯；其二，街市、里巷雖已形成，但并不富裕，庫藏不足，缺乏經費；其三，200多年太平無事，思想麻痹，缺乏御倭意識�！�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的接連來犯給當時上海的防務敲響了警鐘。由此，建造城墻一事在邑紳顧從禮等人的倡議下被提上議事日程并得以落實。新城墻僅用時三個月時間便宣告完工，初建時辟有城門六座，即朝宗門（大東門）、寶帶門（小東門）、跨龍門（大南門）、朝陽門（小南門）、儀鳳門（西門，后稱“老西門”）、晏海門（北門，后稱“老北門”），另還辟有三座水門（也有說法稱“辟有四座水門”）。在城墻建造期間，顧從禮主動捐粟四千石助筑朝陽門，書法家陸深的夫人梅氏深明大義捐田捐銀助筑寶帶門等事跡流傳至今。

　　倭寇絕跡后，上海城墻用于防御的作用暫時告一段落，有士紳建議將城墻附近的廟宇搬上城墻以作為人們祈禱與休閑之所。于是，也就有了后來城墻上的“殿、臺、樓、閣”：

　　“殿”即是如今位于人民路大境路口大境閣中的“關帝殿”（也稱“大境關帝廟”）；“臺”原指位于城墻北面的“振武臺”（也有寫作“鎮(zhèn)武臺”），曾供奉有“真武大帝”；“樓”原指“萬軍臺”上的“丹鳳樓”，曾供奉有“天妃娘娘”；“閣”原指“制勝臺”上的“觀音閣”，“樓”與“閣”均位于原城墻的東北側。

　　在這“殿、臺、樓、閣”之中，“丹鳳樓”與“關帝殿”這兩處相對更為知名。它們與昔日“滬城八景”中的“鳳樓遠眺”與“江皋霽雪”二景存有密切的關聯。

　　“鳳樓”即指上文中已提到的曾供奉有“天妃娘娘”的“丹鳳樓”，因該樓當年“窗臨黃浦，可以觀濤”，故而成了當時游人登高望遠的首選，“鳳樓遠眺”之名也因此而來。曾有詩對其贊曰：“鼓角聲中煥彩游，浦江午日鬧龍舟。紅兒綠女沿灘看，看客多登丹鳳樓。”描繪了當時游人們在端午時節(jié)里登上丹鳳樓觀賞龍舟賽的盛況。如今這“丹鳳樓”雖早已不復存在，但在其舊樓原址處的現“新開河古城公園”內又建起了一座新的“丹鳳樓”。

　　“江皋霽雪”所展現的是冬日大雪后文人墨客登上大境閣遠眺吳淞江（現蘇州河）、洋涇浜（現延安東路）南岸大地銀裝素裹時的美景。位于“大境閣”內的“關帝殿”是上述“殿、臺、樓、閣”之中出現時間較晚但也是唯一一處保留至今的古跡，它始建于明代萬歷年間，清代嘉慶年間時翻建成三層樓閣并在之后的道光年間中增建“熙春臺”。道光六年（1826年），兩江總督陶澍為關帝殿題額“曠觀”二字。道光十六年（1836年），又在其東側建造石牌坊一座，兩旁有坊聯“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云萬里天，仙徑別開云一線，世天此生閣三層”，署理兩江總督陳鑾還為該石坊題額“大千勝境”四字。

　　文化交流的樞紐，也在戰(zhàn)火中矗立

　　1843年后，據不少書中的說法，“大境閣”幽雅與寬敞的環(huán)境還曾迎來近代上海著名文化機構“墨海書館”的入駐。雖然關于這“墨海書館”的館址仍存在有不同的說法（如據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一書中的說法，“墨海書館館址初設上海縣城東門外麥都思寓所，系租賃民房，二層樓，樓上居住，樓下印書”），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家由英國傳教士麥都思所創(chuàng)辦的書館曾是近代中國最早的編譯出版機構之一，并在近代中國的“西學東漸”中發(fā)揮過不小作用。當時，“用牛拉動印刷機印書”的書館工作場景還曾一度在上海被傳為佳話，且有詩詠之：“車翻墨海轉輪圓，百種奇編宇內傳。忙煞老牛深未解，不耕禾隴耕書團�！苯�代著名學者王韜通過在墨海書館的學習與工作開始放眼看世界，而數學家李善蘭更是在書館中與偉烈亞力合譯出了歐幾里得名著《幾何原本》后九卷。大約在19世紀40年代中后期時，“墨海書館”遷至“麥家圈”（現福州路廣東路之間的山東中路一帶）繼續(xù)從事各種科學文化傳播工作。

　　另外，“大境閣”與近代中國的藝術領域也曾擦出過不少絢爛的火花。如著名畫家吳逃禪、任伯年、華墨龍等就曾以大境閣三樓為畫室進行創(chuàng)作；昆曲家陳鳳鳴、丁蘭生等也曾在此創(chuàng)辦過“平聲曲社”。

　　進入19世紀50年代后，上海的老城墻也隨之開始出現了些許變化。在“小刀會起義”后期，法國軍艦“貞德號”與“高爾拜號”向老城墻炮擊的過程中，炮彈在北面城墻上炸開了一個缺口。沙船富商郁泰峰出資，對戰(zhàn)時受損的老城墻進行了修補并堵住了那個缺口。我們如今在大境閣城墻上還能見到的留有“咸豐五年”（1855年）字樣的城磚就是在那時被填補上的。

　　1860年太平天國軍隊進攻上海時，為了便于駐軍進出縣城，又將老城墻原缺口處打開并新建城門，這就是“障川門”（新北門）的由來�！罢洗ㄩT”由李鴻章題額，“障川”二字取“挽狂瀾障百川”之意。1866年，上海道臺應寶時又對“障川門”進行了重修并增建月城和吊橋。

　　退出歷史舞臺，也是對城市的貢獻

　　時間來到20世紀初葉，隨著上海縣城內外各類聯系的日益頻繁，老城墻在無形間逐步成了當時影響老城廂自身發(fā)展的障礙。以李平書為代表的“老城廂開明人士”于1905年就曾上書，并提出“拆城垣、填城壕、筑馬路、形成環(huán)城圓路”的設想�？h紳姚文柵等也以“上海一隅，商務為各埠之冠，而租界日盛，南市日衰……拆去城垣，環(huán)筑馬路”上書上海道臺。這個計劃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以上海道臺與兩江總督為代表的清政府官方的默認支持，卻也在很大層面上觸及了當時老城廂“保守勢力”的“神經”，他們通過組織“城垣保存會”，并以“古物不可動”“會遭災”等理由千方百計地阻撓“拆城筑路”的計劃。最終，為折中雙方意見，后來在老城墻北面與租界接壤的地方又增辟尚文（小西門）、拱辰（小北門）、福佑（新東門）三門，對于原寶帶、朝陽、晏海三門也做了增高拓寬。如此一來，縣城內外的交通問題有所改善，但擁堵的情形依舊沒有得到質的改觀。

　　李平書等開明人士的這一“拆城筑路”計劃后來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復后得以實現。李平書在此期間召集南北市紳商代表一同商議此事并在其間慷慨陳詞道“今日時機已至，欲拆則拆，失此時機，永無拆城之望矣”。“拆城筑路”計劃終于在這次會議上得到了通過。

　　老城墻在接下來的兩年多時間內被陸續(xù)拆除，城墻北半部于1913年6月拆除后被辟筑成“民國路”，也就是現在的“人民路”，城墻南半部于1914年年底拆除后辟筑成“中華路”。我們前文中所提到的那個從人民路到中華路之間所圍成的巨大圓圈，究其根源便是在那時被畫下的。我們從這個圓圈中能夠品味到上海悠久的歷史，同時也可以傾聽到老城廂為近代化而不斷奮進的腳步。

　　當然，當年的這個“古物”也并未因此而被全部拆除。位于現人民路大境路口“大境閣”所在的城墻段，就因在當年“拆城筑路”時曾被作為“城壕事務所”而被保留下來。另在現露香園路人民路口也留存有一段老城墻。這兩段老城墻為后來的人們定格下了對于歷史的記憶。